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北京炒股配资开户，中央红军出发后，红二十五军、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、红六军团，也分别从不同方向出发，踏上了长征路。
整个长征过程，红军遭遇了无数艰难险阻，大到部队、小到个人均是如此，这其中，周恩来就曾因染上重病，加上医疗条件太差，导致他一度生命垂危，关键时刻，是一个由毛主席亲自出面动员来参加红军的医生，硬生生的把周恩来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。
这个人，正是被誉为“红色华佗”的戴济民。
戴济民是安徽合肥人，早年间，曾就读于湖北汉口大同医学院，毕业后还参加过江西九江红十字会，到1913年，他又在江西吉安开了一家医院，由于他时常济贫助弱，比如对贫苦人免费医治，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望。
也正因如此，他结识了当时还在吉安县任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将军。
当时的罗炳辉将军，正对旧军阀、旧官僚的腐败极为不满，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之下，罗兵荒将军最终于1929年秘密加入我党。
加入我党之后，罗炳辉将军按照组织上的要求，继续担任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职务，而他与戴济民之间的友谊也继续保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本就有一颗医者仁心的戴济民，深受罗炳辉将军的革命思想影响，最终在1930年时，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。
当年10月，在毛主席、朱老总的指挥下，红四军、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，以及红六军、红二十军合力对吉安发起了进攻，一番鏖战之后，于当月4日成功攻克吉安。
尽管打下了吉安，但连日的作战，也让部队伤亡比较严重，因此在进城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医务人员救治伤员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罗炳辉将军向毛主席推荐了戴济民。
在了解了戴济民的一些事迹之后，毛主席十分重视，在他看来，这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好医生，也正因如此，毛主席没有选择派战士去找戴济民，而是亲自上门，希望能请戴济民出山，来救治红军伤员。
也正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动员下，戴济民决定了两件事：
第一，携带自己医院的全部器械、药品，同时利用自己在吉安县的影响力，动员全城所有中西医，赶赴红军驻地医治红军伤病员。
不仅如此，为了更方便救治伤员，戴济民还创办了工农革命红色医院，经过两个多月的全力救治，1400多红军伤员大部分痊愈归队
第二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党员。
加入我党之后，戴济民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医院院长，到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，戴济民任总指挥部医务主任，而他与周恩来之间的故事，便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。
1935年7月，中央红军经过艰难跋涉，抵达毛儿盖地区，而就在准备穿越松潘大草原时，一个坏消息传来，周恩来突然病倒了。
周恩来之所以病倒，其实就是积劳成疾加上营养不良，本身一路跋涉就十分艰苦，加上需要周恩来处理的事务太多，同时又缺粮缺营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。
病倒之初，周恩来一度高烧不退、昏迷不醒，而一开始，大家以为是疟疾，也就是“打摆子”，所以诊治也是按照“打摆子”诊治的，但治疗没有任何效果，周恩来的病情仍在持续，最终经过进一步诊断，才确诊为肝脓疡。
由于病情严重，毛主席下令，调擅长内科重症的戴济民专职照料周恩来，而面对棘手的病情，戴济民迅速展现出他医术高超的一面。
当时摆在戴济民面前最大的难题，其实并不是病情，而是缺乏医疗条件，行医多年的他深知，这种肝脓疡最有效的医治办法，就是开刀做穿刺，但问题在于，这在长征途中根本无法实现，也不具备条件。
最终，戴济民与其他两位医生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用冰敷，利用冰块控制住炎症，避免进一步严重，然后服用能促进肠蠕动的药物，让肝部脓液排出来。
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就当时的条件，冰块是不可能有现成的，但这难不倒红军战士，陈赓将军主动请缨，带着几个人跋涉60多里地，硬是从雪山上取回来了一部分冰块，而有了这些冰块，戴济民的诊治方案才得以顺利进行。
在经过冰敷以及口服药物之后，周恩来体内的肝部脓液顺利排出，据相关记录，绿色的脓液足足排了多半盆。
排出了脓液，意味着情况有了好转，但这个时候还不是放松的时候，一方面，炎症还可能复发，另一方面，周恩来身体极为虚弱，连走路都做不到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戴济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寸步不离的跟着周恩来的担架旁，直至周恩来康复。
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戴济民为了让周恩来康复，想尽了一切办法。
除了全程随担架行军、每小时测量体温和记录排便排脓情况外，每逢夜间宿营，戴济民总是尽可能的找到一些相对不那么湿冷的地方，为周恩来搭建简易遮蔽棚，同时，由于过草地时没有干净的水源，戴济民就把水煮沸，清洗医疗器械为周恩来外敷草药。
在饮食方面，由于周恩来连日来无法进食，只能依靠少量流食维持生命，戴济民就想到一个办法，把搜集来的红糖，掺着少量杂粮，再搭配温和草药煮成稀粥给周恩来吃，这样的好处既能维持身体营养所需，同时也避免了加重肝脏负担。
而在日常的行军途中，戴济民更是把无微不至发挥到了极致，反复叮嘱抬担架的战士们放缓步伐，防止颠簸撕裂伤口，遇到暴雨严寒，他就用毛毯裹住周恩来，避免受凉引发炎症反贪。
整个穿越草地的过程，戴济民全程没有离开周恩来左右，正是在他的精心照料之下，周恩来肝部肿胀逐步消退，体温也逐步平稳了下来，都走出松潘草地抵达腊子口时，周恩来已经能少量自主进食了。
再往后，因为有了相对充足的营养，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好转，到部队抵达吴起镇时，他已经能行下床行走了。
可以说，在当时极端缺医少药，且没有医疗设施设备，更不具备医疗条件的艰苦情况下，是戴济民凭借丰富的诊疗经验以及长期的细致照料，稳定住了周恩来的病情，并最终让周恩来逐步康复，顺利走出草地。
单是这一点，戴济民就功莫大焉。
在此之后，戴济民历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、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、东北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、副部长等职务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又担任国家卫生部计划监察局局长。
1978年，戴济民病逝，享年90岁北京炒股配资开户，在他的追悼会上，悼词中专门提到：长征中倾力救治、悉心看护周恩来，是他不可磨灭的革命功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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